没事时候,江清川就喜欢胡思乱想。倒不是因为他想引领整个时代,而是他看着华夏流行乐坛一阵死一阵活的,他难受。
而且他从未放弃给流行乐坛注入活力,试图改变流行歌坛的整体结构,却一直效果不佳——
从一开始超越时代的一鸣惊人、超越之歌的上线销售,他们打断了传媒体在华夏的文化垄断,让流行音乐真正成为了一门产业而不是二道贩子。
可是这好景也就持续了半年不到,资本层逐利的本质便开始体现,压榨艺人、摊薄创作者收益……流行乐坛变得浮躁起来,逐利的追求变得远高于对艺术成就的追求。
而针对这一实情,江清川在思想开放的港岛和台岛提出了“经纪人体制改革”的畅想,就是为了突破这固有的怪圈,让每一个有才华的音乐人都参与到利益分配上来,都有权利拿到属于他们的一份回报。直到现在,经纪人改革的影响已经开始奏效,但创作人才匮乏、创作者思维固化的问题却开始渐渐浮出水面。
治标阶段告于段落,接下来,需要治本了。
在华夏,文化产业最大的好处和它最大的缺陷是同时存在的——即名声效应要远大于实际效果,而且很吃区域性。这里面关乎太多的利益输送,所以地方官府的招商投资一项很欢迎文化产业落户。
但投资流行音乐等行当的有钱人却大多会选择人才集中的一线城市,二线以下的中小型公司想要盈利,就只能靠商业演出等更平民化的方式,而宽松的管理制度又很难做到监管到位,导致二三线的娱乐产业太容易跑偏,变成卖肉交易……
不过按照江清川之前对华夏流行音乐“沃土”的布局,音乐公司必须开进二三线城市——这就要求投资方除了拥有充裕的资金外,还要有硬朗的手腕和严格的监管,另外就是畅通无阻的人才涌动通道。
按照华夏人的尿性,江清川用屁股都能想出,一旦监管不力,这人才选拔和输送很有可能变成流行音乐圈的“潜规则”通道——这对于潜规则痛恨致死的他来说,无疑是不能被接受的。
江清川需要一个契机,一个引入M国成熟晋阶体制的契机。
不过华夏国情与M国又有所不同:一个是合众国,每个州都有其独立司法权,另一个是共和国,政权高度集中。而华夏于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真正的城市化过程。在这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,华夏正处于城市化高峰阶段,半数甚至大半人口将集中迁往城市。
这些都是具体差异。
加之华夏这独特的教育体制,一般来说,华夏人民能真正形成职业规划的年纪大都在高等院校毕业后,也就是二十出头到二十五、六岁这个阶段。而这个阶段对于一般人来说,已经完整形成、具备了独立自主的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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