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说，当时的北宋便是文官当道，同时，由于三年一升迁制度的普遍实行，使“但求无过，不求有功”的冗员数量无限扩大，这一切，造成三冗之首，可以说的是，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如此优容士大夫，北宋，是第一个。无论是政治待遇、还是经济待遇，都是空前绝后的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宋太祖在宫内立了个铁牌，要求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”。从历史的追溯中，我们可以得知在王安石改革时要动士大夫阶层的奶酪，来减轻一般老百姓的负担时，文彦博就公然对宋神宗说，陛下是与士大夫共天下，不是与万民共天下。

　　此举，曾让这个阶层踏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，让他们终于成为了帝国真正的统治者。但这样，也更加加剧了官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，盗贼本就猖狂，偌大一个宋朝，却无官兵可挡，士大夫们高高在上，躲在自己的屋檐下笑看天下。武将无权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盗贼肆意横行。由此可见，北宋的盗贼猖狂与治理不力与这些只知动动嘴皮子的文官密不可分，或者说，他们便是盗贼猖狂的帮凶，也更是律法修订的推波助澜者。

　　其中不得不提的是，当时的北宋文官当道，地位颇高，但混入其中的佞臣也不乏少数，他们在治理北宋盗贼的路上，也暗暗插了几手。其实最为出名的四大佞臣便是蔡京，高俅，杨戬，童贯，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对那些盗贼狠下杀手，更是有一百零八位好汉被逼上梁山。

　　而此时，兵力薄弱，丝毫不起一丁点作用，百姓们对官府更是怨声载道，在北宋仁宗时期，更有流传说，曾有官府在“盗贼”临城时放弃抵御，开城犒赏，这些做法，只能使盗贼愈发猖狂，使百姓不得安生。

　　为了制压盗贼，改善盗贼猖狂的现状，北宋政府便推出了《重法地法》。《重法地法》可谓是中国宋代规定的在特定地区内犯盗贼罪者加重处罚的法律。《宋史·刑法志》曰：“凡重法地，嘉祐中，始于开封府诸县，后稍及诸州。……至元丰时，河北、京东、淮南、福建等路皆用重法，郡县寝益广矣。”

　　面对盗贼纵横治安混乱的局面，宋仁宗年间，仁宗首先处于对京畿地区安全的考虑，将京城开封诸县划为“重法地”，规定在“重法地”内犯罪的，加重处罚。随着地方民众反抗的加剧，“重法地”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各个重要的府、州、军，其量刑也日益加重，对盗贼使用的刑法更加惨重和狠毒，不少人更是白白受到蒙冤被处以各种酷刑，一时间老百姓苦不堪言，而那些盘旋在山中林中的盗贼更是奋起反抗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宋仁宗首立《窝藏重法》，严惩窝藏贼盗的犯罪，清除贼盗的社会基础，既强调法的追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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