炭基地。
而新时代,则是指改革开放之后。
随着东南沿海的腾飞,东北林木资源的保护,煤炭石油的日渐枯竭,东北突然就跑不动了,掉队了,也不被国人所需要。
举个例子,在九十代之前,从东北出山海关的火车平均每天有4000多个满载车皮,而从山海关以外进东北的只有一千多。每天都有这么多,而且不是一天两天,是几十年。
但是现在呢?虽然东北还在向关里输血,但是没有从前那么满负荷运转了。
当然,这不是邀功,国家战略所至,且在困难时期,每个地域有每个地域的贡献和职能,无分高下。
但是,这侧面也反映出一个问题,如此庞大的产能输出,不管是资源,还是工业产品,需要多少人力成本?得多少人才能保障每天4000多车皮的输出?
所以,东北在改革之前是全国城市化比重最高的地区。无数个围绕工厂、林场、油田、煤矿而形成的城市拔地而起,也养活了一大批的城市人口。
可是突然之间,不需要东北再输血,或者输血输的少了,远超本地需求的产能无处释放,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开始显现,原本满载负荷的工厂、工人,却成了制约东北发展的累赘。
再加上东北的气候劣势、地域劣势、交通劣势,就如徐良所说的小脚贵妇,放不下包袱,也迈不开步子。
身为一个东北人,徐文良是看着它一步步慢下来,甚至停下来的。而身为尚北的一把手,他着急,空有一身抱负,无处施展。
可他不想迷迷糊糊的混完这一任,他想有所作为。
但着急有什么用?尚北的问题,不是他一个人,或者一届领导班子就可以改变的。
现在尚北,正如他所说,有些怀旧。
你能从它身上,在临近二十一世纪的1998年,看到九十年代初,甚至八十年代的影子。
不仅仅是城市面貌,更是百姓的精神面貌。
然而,在这样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年代,“怀旧”!可不是一个好字眼。与南方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,东北是应该检讨的。
诚然,这里面有一些政策因素,也有体制改革的余波未平。
但是,徐文良始终认为,那只是一部分的客观原因,主要责任还是他们这父母官能力不够,魄力不够。
就像现在,中央调研组下到基层,多好的机会?为什么就不能当一个会哭的孩子,要奶吃?
可是,偏偏你就不能。
这不是一个被查出毛病的责任官员应该哭的时候,更不是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态度。
谁都不想让徐文良开口,大家都怕,怕惹麻烦,怕当那个出头鸟。
这是位置决定的。
以至于他只能在空无一人的乡间公路上,向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倒出苦水。
徐文良憋屈!
然而,徐小倩听了父亲的这些工作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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